为什么那个年代使人们留恋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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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上不少博客、论坛都在讨论新中国历史，有的人以极其浅薄的历史认识水平，以极其简单的二元论进行历史评价。而历史本身具有多元复合型结构，历史的进程中总是利弊并存，有的时候利多于弊，有的时候弊大于利，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历史得失的。有人说毛泽东时代这好那好，更多的人则说那个时代这不好那不好，把极其复杂的历史看成是小儿撒尿，企图告诉人们谁把尿撒在厕所里——对了，谁把尿撒在厕所外——不对！历史，哪有如此简单。
毛泽东时代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时代，有许多值得人们留恋和记取的东西，尽管现在的中国社会比那时更美好，但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只能说明在那个年代之后中国的领导人所选择的道路仍然是正确的，并不能证明那个年代所选择的道路是错误的。否定那个时代一部分历史事件是必要的，人类历史总是在否定中向前发展，而一概否定则显然不符合历史法则。事实也证明毛泽东等老一代中国领导人在领导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初始阶段的确是走过一些弯路，这也没什么大不了，完全符合事物螺旋式波浪式运动发展的客观规律，是符合历史逻辑的，弯路不等于错路。有些人总想禁锢他人思想，总想把个人意志和个人的历史认知强加于人，这种人，本身就不可理喻，死抱着唯心主义认识论的思维方式，讨论人类的一切问题都可能出现偏差。他说春天好，便不允许别人提及冰雪情怀、梅花精神，你要怀恋那些，那你干吗走进春天？我怀恋那些美好的东西，为什么就没有走进春天的权力呢？真是岂有此理！而你夸耀春天美丽，你就永远不接受秋天的到来吗？那你毫无疑问将饿死在春天，永远见不到另一个春天的种子。一部分的人们怀念那个年代，自有其怀念的理由，这与人们对现社会的认同并不矛盾，便如人们在春天时怀念冰雪和梅花一样，在一个美丽的季节怀想那个季节所缺乏的另一种美丽，并没有什么不妥当。
一、那个年代是个特定的年代，它曾给灾难中走出来的旧中国人们以十分安定美好的印象
中国各民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走出苦难万般的旧社会，在毛泽东时代站起来了，在邓小平时代富起来了，在后邓小平时代逐步走上世界强国的舞台，这是铁的事实，谁也无法否认。西方某些心怀叵测的国家只愿看到一个贫弱的中国，不愿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因此自打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满怀敌意。他们在毛泽东时代企图扼杀新中国，使用了他们所能运用的一切手段，结果失败了。他们幻想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能使中国按照他们所希望的模式改变自己，然而他们失望了。在后邓小平时代，他们想遏制中国的发展，运用了一切政治的、外交的、经济的手段来压迫和破坏，最终他们失算了，中国没有被遏制住，中国毕竟成了拉动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以一个强者的姿态出现在了八国集团的会议桌旁。西方对中国之崛起的惶恐不安，甚至在一场运动会的火炬传递中都有十分显著的表现，连萨科齐这样的大国领导人也摆出一副流氓无赖的嘴脸，然而到今天为止，他已经不能继续玩弄他的流氓手段了，他无奈地决定下个月到北京参加一个开幕式，这等于宣告西方世界针对中国的一场新抵制的彻底失败。
新中国的发展壮大，具有明显的阶梯痕迹，三个时代，都是伟大的时代，具有鲜明的承继关系，不可割裂分解。也许可以把旧时代的中国比做地震灾害深重的汶川地区，毛泽东时代及时地把流离失所的苦难的旧中国人民安置进了活动板房，初步解决了吃穿住行的基本问题。经过这个阶梯的恢复重建与发展，到邓小平时代，人们住进了条件更好的钢筋水泥的楼盘。而后邓小平时代，楼房里各种设施更加齐全，条件得到更加充分的改善。这时的人们却不该忘记灾难，而只知道抱怨活动板房里的岁月是如何的艰苦，甚至咒骂那个把他们安置进活动板房的人是如何的罪大恶极。并且将两个不同时代完全不同的条件作对等比较，这种无理的咒骂显得是那么理直气壮振振有词。咒骂者的基本群体有两个——糊涂的中国人和阴险的外国人。
二、那个年代来不及建立完善社会法制，而其树立的良好社会道德风尚给当时的人们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
当年共产党之于中国的领导权来之不易，却又来得太快。在大决战胜利之时，共产党人从思想作风建设到组织建设上做好了上台执政的准备，而法制社会的建立与完善却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因此当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走进中南海时，手中尚无一部用于管理这个人口庞大的国家的法律。新中国的第一部法律，是于建国半年后颁布，根据当初陕甘宁边区婚姻制度改革经验，为废除妻妾制、童养媳和包办买卖等封建婚姻秩序而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甘蔗得一节一节吃，事情得一件一件办，法律行一部一部制定，共产党不可能在战争状态下完成和平年代所需的一应法律法规制定，而在缺乏法律法规维护的状态下如何保证人民生产生活的安定？于是良好道德风尚的提倡与树立，便成为当局的大事，成为其各级党委政府常抓不懈的社会主题。不仅如此“破旧立新”、“树立社会主义道德新风尚”还成了那个年代全国几亿男女老少人人耳熟能详的社会主题。
“破旧立新”是毛泽东一生贯穿始终的思维方式，也是导致他晚年错误的主要思想根源之一，老人家似乎永恒地认为“不破不立”只有砸烂旧世界，才能建立新社会新秩序，这种思想发展到极致，便造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极度破坏，造成了一场文化浩劫。但在当时这种破坏有其一定程度上的必要性，譬如中国人几千年信神信鬼，把那些神像推倒后没有天降灾难，人们便不那么相信神鬼了，这对将人们的思想从封建的愚昧的落后的状态下解放出来，向现代的科学的进步的方向靠拢，无疑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是完成思想解放的一种激进的手段，当然，不是最好的手段，旧的思想的解放，完全可以利用另一种温和的渐进的方式，既对传统文化不构成伤害，又促成人们思想观念的逐步转变，如此虽不能立竿见影，却完全可以不背骂名。
不管毛泽东所运用的方式正确与否，他所亲自倡导的社会主义道德文明新风却让人们记忆犹新。和现在“笑穷不笑偷，笑贫不笑娼”的社会恶俗比起来，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们自然会更加怀恋“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毛泽东时代。那个年代谁有偷窃行为、不正当男女关系等违背社会道德行为规范的问题，不仅个人脸上无光，父母和兄弟姐妹因此而蒙羞，亲戚朋友也会深以为耻。在美丽的夏夜，如花似玉的姑娘们为了消暑，可以穿着汗衫和裤衩，搬张凉床整夜整夜地睡在广场上、马路边，最坏的结果，就是喜欢恶作剧的小伙子们趁其熟睡时将其凉床抬动挪个地方。比较而言，今天的大姑娘就是单独在广场和马路上夜行都得加倍小心，须谨防财产侵犯与性侵犯。问题的关键，在于那个年代缺乏必要的法律管理社会，社会秩序更多地依赖道德的力量，让人怀念的是那个年代道德秩序良好，对社会具有不可比拟的约束力。相对而言，改革开放后放弃了道德约束，强调法制社会秩序，而法制依然不十分健全，加上过份强调人性化，对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行为处罚较轻。在这种社会规范背景下，社会财富的分配又存在不公正不公平现象，致使犯罪蜂起，人们居家出行均丧失安全感，人们于是怀念秩序井然的从前的年代。那个年代，人们以克己奉公为荣，以帮助他人为乐，以严于律己为要事。不管别有用心的人如何大肆妖化丑化，那个年代淳厚朴实的社会风尚已然定格成历史画页，将永远客观地美丽地存在。
三、那个年代的政治经济体制对社会腐败具有天然的免疫力，受到普通社会公众的一致欢迎。
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因其从中央到地方财与物的高度透明性和严格的计划性，使贪污腐败无隙可乘。当然，那个年代社会当权者的特权虽然屡遭群众运动打击，仍然如蛆附骨，始终存在，比如在子女上学就业等问题上，平民始终不能与官家机会平等，那个年代工农兵大学的学位、好的工作部门和岗位，多半由干部子女或亲朋把持。纵观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制度，是与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基本适应的，但毛泽东也敏锐地察觉到集权制度下官僚之间容易形成利益共同体，唯其如此，毛泽东才发动三反、五反、四清、反右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通过“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等形式，发动群众监督政府官员廉洁从政。而劳动者对官员的特权认识并不十分清楚，所最痛恨者是利用职权对经济物质利益的直接占有，因此揭发批判的多半是贪污腐败分子。今天媒体所大肆渲染的那个时代一些领导干部落马的种种情形，与历史客观极端不相吻合。在整个毛泽东时代（包括文革时期），政府官员的沉浮其实与政治本身关联并不十分紧密，而往往是把金钱与女人问题上升到政治层面加以分析和处理，那些被人从领导岗位上拉下来的，不是沾了金钱，就是沾了女人，不是因其贪污，就是因其腐化。今天一切视听的文字的描述，都不言其因，只说其果，因为在今天的人们看来，既然当了官，捞点钱财、玩玩女人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因这些正常的原因把一个官员打入平民行列，是十分的不应该，是国家政治生活的“非正常化”是值得大加挞伐的。
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历史上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政府，是平民政府，政策的天平恒定地向平民倾斜、向劳农倾斜、向社会弱势倾斜。那些充满贪心和物欲的官员们，或者被打倒，或者在这种政治体制下无限憋屈地压抑个性，在长达二十七年的“为人民服务”的岁月里，成为几千年中国黑暗官场上一群少有的“中华鳖精”随着毛泽东去世，他们认识到压制其私欲的最大障碍自然消失了，于是“中华鳖精”们开始倒海翻江，中国社会才一变而为人欲横流。
四、那个年代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年代，当普通社会公众感受到衙门老爷作风的压迫时，自然而然会想起自己当家作主的日子。
有人断言毛泽东是中国最后一个走上最高权力宝座的农家子弟，并且毫不留情地诅咒这个农家子弟。是的，毋须查验文章作者的来历，一眼就能看出文章的阶级属性。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上，社会最底层的人们真正拥有发言权、真正能参与社会管理的历史只有二十七年，仅有二十七年。在此之前没有过，在此之后也很难再拥有这种权力。看得出，这个为工人农民所养活的社会，是如何地鄙视工人农民。这种鄙视有其历史根源，是劳心者亘古不变的思想立场。一些人在大量榨取工农和农民工血汗后自以为聪明，一厢情愿地认为社会最底层的人们应该世代为奴，永远地为他们提供财富和享乐，是不应该拥有任何正当权益的，是不应该拥有一星半点的发言权的。目前中国的问题在哪里？强国富民的难点在哪里？工人、农民、农民工！国民党没有解决好工人、农民的问题，失去了大陆政权，共产党如果解决不好农民工的问题，也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社会动荡。社会的根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农民工，生产关系=政府 企业。换言之，如果政府和农民工的关系处理不好，就等于社会的基本矛盾没有解决，社会动荡的因素就始终存在。因此，一个资本家虽然可以瞧不起社会大众，但无法左右社会大众的情感，无法掩盖社会大众的诉求，同样也无法否定社会大众的创造力与破坏力。而政府则必须切实考虑社会大众利益，不光是喊在嘴上，还必须落实到行动上，哪一级哪一地政府忽视了这一客观，就无疑是把自己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今天的工人也好、农民也好、农民工也好，除了家里多出一台电视机，他们中间大多数人的日子其实并不比三十年前好多少。过去住房无论面积大小，政府总会分配一套；今天无论如何努力工作，总是难以争取属于自己的立锥之地。过去他们去医院看病、去政府办事，受到的都是微笑服务，这关系着服务者的阶级立场问题，关系到对工农对人民群众的根本态度问题，工农群众受到的刁难是很少的。一个医生，你不好好给工人农民看病，你就是右派。因为工人农民革命群众是左派，你不好好为左派的革命群众服务，理所当然是右派。虽然扩大化了，虽然对医生来说有点不公平，但对于工农大众来说却是很公平的。今天比较流行的是“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我既然在这个位置上，你要来这里办事，没得说“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间或医院的态度好些，那也不是想着要为你服务，而是在哄你掏光口袋里那点可怜的血汗钱；你什么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舍不舍得为你的健康花些冤枉钱。
时代不同了，他们有许多的委屈，却经常无处申诉，怎能不怀恋那个他们自己当家作主的年代？不是说那种政治体制多么好，那种体制其实不好，但完全缺失也不见得好，现行体制是不是该从其中吸收点什么呢？
五、那个年代过去了，改革开放开始了，而经济先行的改革，则必然伴生腐败，于是社会产生出对清明的回望。
邓小平时代，在毛泽东时代和后邓小平时代之间承上启下继往开来，开创了新中国第二个伟大时代。这个时代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社会经济比较毛泽东时代更加快速地发展，二是官场作风反毛泽东时代大量产生和存在贪污腐败。其经济成就举世瞩目，也使中国广大社会公众的生活发生了实质性变化。然而这个时代，政府官员的“为人民服务”实际只作为一个口号“为人民谋利益”的传统做法一变而为“谋取人民利益”以至到后邓小平时代已经积重难返，各级设立专门的“反贪局”仍不能剪除越来越普遍的贪污分子与贪污行为。其中原因，可以从两方面去理解。
一方面，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建设上与毛泽东有认识一致的部分，也有不尽一致的部分。他的一些思想贯穿于他在毛泽东时代的实际工作中，与毛泽东的追求有吻合处、有矛盾处，因此才三起三落。其中最主要的，是他认为人民的生活水平可以更快地改善提高，因此在他拥有绝对权力后，想用另外一种方法，使人民尽快富裕起来，这就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再带动其他人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这个想法毫无疑问是十分善良的，但他忘记了资本的自然属性，在公开、公平、公正的环境下，如果没有通过继承或对外掠夺，资本的原始积累是非常漫长的。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经过了几百年，并且溢满了东方与南方世界人民的鲜血。而中国，毛泽东时代从旧社会继承的是一穷二白的烂摊子，虽然经过二十七年的恢复与增长，到邓小平时代所能继承的毕竟有限，毕竟不足以使中国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经济强国，对外掠夺更不可能，不仅世界不答应，中国人民也不会答应。邓小平要在这种条件下通过实行改革来实现强国梦，唯有让权力与资本结合，这样一来，腐败就成为中国新兴的市场经济的催化剂。
另一方面，腐败是邓小平时代必然的历史产物。社会腐败的普遍存在，是与邓小平本人的权力基础密不可分的。继毛泽东之后，华国锋先生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这个人本性忠厚有余，政治谋略不足，是注定不能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领袖长期存在的，也不具备推动中国社会历史向前发展的领袖才能。他主持中国大局后，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毛泽东晚年的“左”的错误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个新时代来临的障碍，因此历史抛弃了他。
象当年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一样，在毛泽东之后历史选择了邓小平。我们相信，历史的选择是正确的；历史本身也已经证明：历史的选择是正确。
华国锋个人政治生涯的最大败笔，就是同意把邓小平从隔离状态中解放出来（当然，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他同意不同意都得放出来）。这是华国锋个人的不幸，却是中华民族的大幸。邓小平还在隔离状态中就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身份向中央传递个人的思想，在当时中国，他无疑是引领共和国前进的最恰当人选，他复出工作后连服装都顾不上整理，就立即与华国锋展开了国家最高权力之争。这种权力之争，和当年毛泽东与李德博古辈的权力之争一样，争的不是个人权力，实际是一种正确的思想主张与另一种非正确思想主张的交锋，关系到一党一国的前途与命运。错误主张当道，正确思想难行，因此必须从根本上、从权力支撑上推翻错误主张赖以贯彻的基础。
华国锋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在打倒王张江姚四人帮的斗争上功勋卓著，当时深受全国人民的爱戴，要从他手中夺走国家权力不是那么容易的。邓小平要取得胜利，就必须有可靠的政治同盟军作后盾，必须找到自己的依靠力量。我们知道，在上个世纪中、末叶的中国，有一大群居功自傲的人，他们在战争年代叱咤风云，为共产党的胜利、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能征惯战，虽然其中绝大多数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并不清楚，但他们因功高而位高，其中一部分自认为对革命有功，玩耍特权，作威作福，为所欲为，生活劣迹斑斑，走向了人民的反面，在毛泽东发动的三反五反、四清、反右和文革等群众运动中被拉下马。但反右存在扩大化，文革后来发展到几乎失控的程度，误伤的人很多。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期间，着手对一系列冤假错案进行平反昭雪，那些真正的堕落分子也混迹其间，截取个人历史的某些画面，闭口不谈当初落马的原因，只说自己的功劳和落马后的苦楚，摆出一付最无辜最不幸的嘴脸，于是博得同情，和那些真正蒙冤的人们一道获得解放与新生。他们因私欲在毛泽东时代失去特权，心里最痛恨的莫过于清算了他们罪责的毛泽东，自然也会对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怀恨。如此一来，他们的情绪与邓小平在那场最高权力斗争中的需要就比较相一致。历史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邓小平先生选择了这支同盟军，并给予了这些支持者很优惠的条件：1、还给你们权力（平反昭雪）；2，取消群众对你们手中权力的监督（以后永远不再搞群众运动）；3，你们今后不管干了什么都不追究你们个人的责任（党委集体负责制）。这些旧权贵就这样出来了，他们咬牙切齿地出来了——我王老五也有今天，好！你们等着瞧！他们一出来很快就形成了新权贵集团。象推翻旧社会一样，他们在两种截然相反的思想主张面前支持了正确的一方，又一次为中华民族建立了功勋，但接下来便原形毕露，肆无忌惮地干起了老本行——损人利己、损公肥私、贪财渔色、恣欲疯狂。因为他们有功劳，毛泽东给了他们高官；复因其利欲薰心，毛泽东又把他们从高官位置上拉下来了。同样因为他们有功劳，邓小平给了他们高官；复因其利欲薰心，邓小平因个人痛苦经历而抹不开面子，听之任之，于是贪污腐败日益盛行。在一九八九年“六四”风波之前，有知识分子监督着，贪污腐败倒并不十分猖獗。自此之后，政府把许多好处给了文化界有能力兴风作浪的分子，过去的监督者转眼间成了利益既得者，他们不仅不再发挥监督作用，相反地加入到贪污腐败的行列之中，于是人民群众最切齿痛恨的贪污受贿等不正当行为变得无拘无束，大行其道。
当贪污盛行时，人们怎能不怀恋廉洁从政为人民服务的旧时政府！这也不是说那时的政府比现时好，而是那时一些好的东西现在见得少（尽管现在好的东西很多），所以有人怀恋。
网络上不少博客、论坛都在讨论新中国历史，有的人以极其浅薄的历史认识水平，以极其简单的二元论进行历史评价。而历史本身具有多元复合型结构，历史的进程中总是利弊并存，有的时候利多于弊，有的时候弊大于利，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历史得失的。有人说毛泽东时代这好那好，更多的人则说那个时代这不好那不好，把极其复杂的历史看成是小儿撒尿，企图告诉人们谁把尿撒在厕所里——对了，谁把尿撒在厕所外——不对！历史，哪有如此简单。
毛泽东时代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时代，有许多值得人们留恋和记取的东西，尽管现在的中国社会比那时更美好，但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只能说明在那个年代之后中国的领导人所选择的道路仍然是正确的，并不能证明那个年代所选择的道路是错误的。否定那个时代一部分历史事件是必要的，人类历史总是在否定中向前发展，而一概否定则显然不符合历史法则。事实也证明毛泽东等老一代中国领导人在领导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初始阶段的确是走过一些弯路，这也没什么大不了，完全符合事物螺旋式波浪式运动发展的客观规律，是符合历史逻辑的，弯路不等于错路。有些人总想禁锢他人思想，总想把个人意志和个人的历史认知强加于人，这种人，本身就不可理喻，死抱着唯心主义认识论的思维方式，讨论人类的一切问题都可能出现偏差。他说春天好，便不允许别人提及冰雪情怀、梅花精神，你要怀恋那些，那你干吗走进春天？我怀恋那些美好的东西，为什么就没有走进春天的权力呢？真是岂有此理！而你夸耀春天美丽，你就永远不接受秋天的到来吗？那你毫无疑问将饿死在春天，永远见不到另一个春天的种子。一部分的人们怀念那个年代，自有其怀念的理由，这与人们对现社会的认同并不矛盾，便如人们在春天时怀念冰雪和梅花一样，在一个美丽的季节怀想那个季节所缺乏的另一种美丽，并没有什么不妥当。
一、那个年代是个特定的年代，它曾给灾难中走出来的旧中国人们以十分安定美好的印象
中国各民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走出苦难万般的旧社会，在毛泽东时代站起来了，在邓小平时代富起来了，在后邓小平时代逐步走上世界强国的舞台，这是铁的事实，谁也无法否认。西方某些心怀叵测的国家只愿看到一个贫弱的中国，不愿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因此自打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满怀敌意。他们在毛泽东时代企图扼杀新中国，使用了他们所能运用的一切手段，结果失败了。他们幻想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能使中国按照他们所希望的模式改变自己，然而他们失望了。在后邓小平时代，他们想遏制中国的发展，运用了一切政治的、外交的、经济的手段来压迫和破坏，最终他们失算了，中国没有被遏制住，中国毕竟成了拉动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以一个强者的姿态出现在了八国集团的会议桌旁。西方对中国之崛起的惶恐不安，甚至在一场运动会的火炬传递中都有十分显著的表现，连萨科齐这样的大国领导人也摆出一副流氓无赖的嘴脸，然而到今天为止，他已经不能继续玩弄他的流氓手段了，他无奈地决定下个月到北京参加一个开幕式，这等于宣告西方世界针对中国的一场新抵制的彻底失败。
新中国的发展壮大，具有明显的阶梯痕迹，三个时代，都是伟大的时代，具有鲜明的承继关系，不可割裂分解。也许可以把旧时代的中国比做地震灾害深重的汶川地区，毛泽东时代及时地把流离失所的苦难的旧中国人民安置进了活动板房，初步解决了吃穿住行的基本问题。经过这个阶梯的恢复重建与发展，到邓小平时代，人们住进了条件更好的钢筋水泥的楼盘。而后邓小平时代，楼房里各种设施更加齐全，条件得到更加充分的改善。这时的人们却不该忘记灾难，而只知道抱怨活动板房里的岁月是如何的艰苦，甚至咒骂那个把他们安置进活动板房的人是如何的罪大恶极。并且将两个不同时代完全不同的条件作对等比较，这种无理的咒骂显得是那么理直气壮振振有词。咒骂者的基本群体有两个——糊涂的中国人和阴险的外国人。
二、那个年代来不及建立完善社会法制，而其树立的良好社会道德风尚给当时的人们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
当年共产党之于中国的领导权来之不易，却又来得太快。在大决战胜利之时，共产党人从思想作风建设到组织建设上做好了上台执政的准备，而法制社会的建立与完善却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因此当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走进中南海时，手中尚无一部用于管理这个人口庞大的国家的法律。新中国的第一部法律，是于建国半年后颁布，根据当初陕甘宁边区婚姻制度改革经验，为废除妻妾制、童养媳和包办买卖等封建婚姻秩序而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甘蔗得一节一节吃，事情得一件一件办，法律行一部一部制定，共产党不可能在战争状态下完成和平年代所需的一应法律法规制定，而在缺乏法律法规维护的状态下如何保证人民生产生活的安定？于是良好道德风尚的提倡与树立，便成为当局的大事，成为其各级党委政府常抓不懈的社会主题。不仅如此“破旧立新”、“树立社会主义道德新风尚”还成了那个年代全国几亿男女老少人人耳熟能详的社会主题。
“破旧立新”是毛泽东一生贯穿始终的思维方式，也是导致他晚年错误的主要思想根源之一，老人家似乎永恒地认为“不破不立”只有砸烂旧世界，才能建立新社会新秩序，这种思想发展到极致，便造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极度破坏，造成了一场文化浩劫。但在当时这种破坏有其一定程度上的必要性，譬如中国人几千年信神信鬼，把那些神像推倒后没有天降灾难，人们便不那么相信神鬼了，这对将人们的思想从封建的愚昧的落后的状态下解放出来，向现代的科学的进步的方向靠拢，无疑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是完成思想解放的一种激进的手段，当然，不是最好的手段，旧的思想的解放，完全可以利用另一种温和的渐进的方式，既对传统文化不构成伤害，又促成人们思想观念的逐步转变，如此虽不能立竿见影，却完全可以不背骂名。
不管毛泽东所运用的方式正确与否，他所亲自倡导的社会主义道德文明新风却让人们记忆犹新。和现在“笑穷不笑偷，笑贫不笑娼”的社会恶俗比起来，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们自然会更加怀恋“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毛泽东时代。那个年代谁有偷窃行为、不正当男女关系等违背社会道德行为规范的问题，不仅个人脸上无光，父母和兄弟姐妹因此而蒙羞，亲戚朋友也会深以为耻。在美丽的夏夜，如花似玉的姑娘们为了消暑，可以穿着汗衫和裤衩，搬张凉床整夜整夜地睡在广场上、马路边，最坏的结果，就是喜欢恶作剧的小伙子们趁其熟睡时将其凉床抬动挪个地方。比较而言，今天的大姑娘就是单独在广场和马路上夜行都得加倍小心，须谨防财产侵犯与性侵犯。问题的关键，在于那个年代缺乏必要的法律管理社会，社会秩序更多地依赖道德的力量，让人怀念的是那个年代道德秩序良好，对社会具有不可比拟的约束力。相对而言，改革开放后放弃了道德约束，强调法制社会秩序，而法制依然不十分健全，加上过份强调人性化，对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行为处罚较轻。在这种社会规范背景下，社会财富的分配又存在不公正不公平现象，致使犯罪蜂起，人们居家出行均丧失安全感，人们于是怀念秩序井然的从前的年代。那个年代，人们以克己奉公为荣，以帮助他人为乐，以严于律己为要事。不管别有用心的人如何大肆妖化丑化，那个年代淳厚朴实的社会风尚已然定格成历史画页，将永远客观地美丽地存在。
三、那个年代的政治经济体制对社会腐败具有天然的免疫力，受到普通社会公众的一致欢迎。
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因其从中央到地方财与物的高度透明性和严格的计划性，使贪污腐败无隙可乘。当然，那个年代社会当权者的特权虽然屡遭群众运动打击，仍然如蛆附骨，始终存在，比如在子女上学就业等问题上，平民始终不能与官家机会平等，那个年代工农兵大学的学位、好的工作部门和岗位，多半由干部子女或亲朋把持。纵观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制度，是与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基本适应的，但毛泽东也敏锐地察觉到集权制度下官僚之间容易形成利益共同体，唯其如此，毛泽东才发动三反、五反、四清、反右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通过“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等形式，发动群众监督政府官员廉洁从政。而劳动者对官员的特权认识并不十分清楚，所最痛恨者是利用职权对经济物质利益的直接占有，因此揭发批判的多半是贪污腐败分子。今天媒体所大肆渲染的那个时代一些领导干部落马的种种情形，与历史客观极端不相吻合。在整个毛泽东时代（包括文革时期），政府官员的沉浮其实与政治本身关联并不十分紧密，而往往是把金钱与女人问题上升到政治层面加以分析和处理，那些被人从领导岗位上拉下来的，不是沾了金钱，就是沾了女人，不是因其贪污，就是因其腐化。今天一切视听的文字的描述，都不言其因，只说其果，因为在今天的人们看来，既然当了官，捞点钱财、玩玩女人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因这些正常的原因把一个官员打入平民行列，是十分的不应该，是国家政治生活的“非正常化”是值得大加挞伐的。
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历史上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政府，是平民政府，政策的天平恒定地向平民倾斜、向劳农倾斜、向社会弱势倾斜。那些充满贪心和物欲的官员们，或者被打倒，或者在这种政治体制下无限憋屈地压抑个性，在长达二十七年的“为人民服务”的岁月里，成为几千年中国黑暗官场上一群少有的“中华鳖精”随着毛泽东去世，他们认识到压制其私欲的最大障碍自然消失了，于是“中华鳖精”们开始倒海翻江，中国社会才一变而为人欲横流。
四、那个年代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年代，当普通社会公众感受到衙门老爷作风的压迫时，自然而然会想起自己当家作主的日子。
有人断言毛泽东是中国最后一个走上最高权力宝座的农家子弟，并且毫不留情地诅咒这个农家子弟。是的，毋须查验文章作者的来历，一眼就能看出文章的阶级属性。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上，社会最底层的人们真正拥有发言权、真正能参与社会管理的历史只有二十七年，仅有二十七年。在此之前没有过，在此之后也很难再拥有这种权力。看得出，这个为工人农民所养活的社会，是如何地鄙视工人农民。这种鄙视有其历史根源，是劳心者亘古不变的思想立场。一些人在大量榨取工农和农民工血汗后自以为聪明，一厢情愿地认为社会最底层的人们应该世代为奴，永远地为他们提供财富和享乐，是不应该拥有任何正当权益的，是不应该拥有一星半点的发言权的。目前中国的问题在哪里？强国富民的难点在哪里？工人、农民、农民工！国民党没有解决好工人、农民的问题，失去了大陆政权，共产党如果解决不好农民工的问题，也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社会动荡。社会的根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农民工，生产关系=政府 企业。换言之，如果政府和农民工的关系处理不好，就等于社会的基本矛盾没有解决，社会动荡的因素就始终存在。因此，一个资本家虽然可以瞧不起社会大众，但无法左右社会大众的情感，无法掩盖社会大众的诉求，同样也无法否定社会大众的创造力与破坏力。而政府则必须切实考虑社会大众利益，不光是喊在嘴上，还必须落实到行动上，哪一级哪一地政府忽视了这一客观，就无疑是把自己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今天的工人也好、农民也好、农民工也好，除了家里多出一台电视机，他们中间大多数人的日子其实并不比三十年前好多少。过去住房无论面积大小，政府总会分配一套；今天无论如何努力工作，总是难以争取属于自己的立锥之地。过去他们去医院看病、去政府办事，受到的都是微笑服务，这关系着服务者的阶级立场问题，关系到对工农对人民群众的根本态度问题，工农群众受到的刁难是很少的。一个医生，你不好好给工人农民看病，你就是右派。因为工人农民革命群众是左派，你不好好为左派的革命群众服务，理所当然是右派。虽然扩大化了，虽然对医生来说有点不公平，但对于工农大众来说却是很公平的。今天比较流行的是“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我既然在这个位置上，你要来这里办事，没得说“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间或医院的态度好些，那也不是想着要为你服务，而是在哄你掏光口袋里那点可怜的血汗钱；你什么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舍不舍得为你的健康花些冤枉钱。
时代不同了，他们有许多的委屈，却经常无处申诉，怎能不怀恋那个他们自己当家作主的年代？不是说那种政治体制多么好，那种体制其实不好，但完全缺失也不见得好，现行体制是不是该从其中吸收点什么呢？
五、那个年代过去了，改革开放开始了，而经济先行的改革，则必然伴生腐败，于是社会产生出对清明的回望。
邓小平时代，在毛泽东时代和后邓小平时代之间承上启下继往开来，开创了新中国第二个伟大时代。这个时代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社会经济比较毛泽东时代更加快速地发展，二是官场作风反毛泽东时代大量产生和存在贪污腐败。其经济成就举世瞩目，也使中国广大社会公众的生活发生了实质性变化。然而这个时代，政府官员的“为人民服务”实际只作为一个口号“为人民谋利益”的传统做法一变而为“谋取人民利益”以至到后邓小平时代已经积重难返，各级设立专门的“反贪局”仍不能剪除越来越普遍的贪污分子与贪污行为。其中原因，可以从两方面去理解。
一方面，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建设上与毛泽东有认识一致的部分，也有不尽一致的部分。他的一些思想贯穿于他在毛泽东时代的实际工作中，与毛泽东的追求有吻合处、有矛盾处，因此才三起三落。其中最主要的，是他认为人民的生活水平可以更快地改善提高，因此在他拥有绝对权力后，想用另外一种方法，使人民尽快富裕起来，这就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再带动其他人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这个想法毫无疑问是十分善良的，但他忘记了资本的自然属性，在公开、公平、公正的环境下，如果没有通过继承或对外掠夺，资本的原始积累是非常漫长的。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经过了几百年，并且溢满了东方与南方世界人民的鲜血。而中国，毛泽东时代从旧社会继承的是一穷二白的烂摊子，虽然经过二十七年的恢复与增长，到邓小平时代所能继承的毕竟有限，毕竟不足以使中国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经济强国，对外掠夺更不可能，不仅世界不答应，中国人民也不会答应。邓小平要在这种条件下通过实行改革来实现强国梦，唯有让权力与资本结合，这样一来，腐败就成为中国新兴的市场经济的催化剂。
另一方面，腐败是邓小平时代必然的历史产物。社会腐败的普遍存在，是与邓小平本人的权力基础密不可分的。继毛泽东之后，华国锋先生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这个人本性忠厚有余，政治谋略不足，是注定不能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领袖长期存在的，也不具备推动中国社会历史向前发展的领袖才能。他主持中国大局后，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毛泽东晚年的“左”的错误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个新时代来临的障碍，因此历史抛弃了他。
象当年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一样，在毛泽东之后历史选择了邓小平。我们相信，历史的选择是正确的；历史本身也已经证明：历史的选择是正确。
华国锋个人政治生涯的最大败笔，就是同意把邓小平从隔离状态中解放出来（当然，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他同意不同意都得放出来）。这是华国锋个人的不幸，却是中华民族的大幸。邓小平还在隔离状态中就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身份向中央传递个人的思想，在当时中国，他无疑是引领共和国前进的最恰当人选，他复出工作后连服装都顾不上整理，就立即与华国锋展开了国家最高权力之争。这种权力之争，和当年毛泽东与李德博古辈的权力之争一样，争的不是个人权力，实际是一种正确的思想主张与另一种非正确思想主张的交锋，关系到一党一国的前途与命运。错误主张当道，正确思想难行，因此必须从根本上、从权力支撑上推翻错误主张赖以贯彻的基础。
华国锋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在打倒王张江姚四人帮的斗争上功勋卓著，当时深受全国人民的爱戴，要从他手中夺走国家权力不是那么容易的。邓小平要取得胜利，就必须有可靠的政治同盟军作后盾，必须找到自己的依靠力量。我们知道，在上个世纪中、末叶的中国，有一大群居功自傲的人，他们在战争年代叱咤风云，为共产党的胜利、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能征惯战，虽然其中绝大多数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并不清楚，但他们因功高而位高，其中一部分自认为对革命有功，玩耍特权，作威作福，为所欲为，生活劣迹斑斑，走向了人民的反面，在毛泽东发动的三反五反、四清、反右和文革等群众运动中被拉下马。但反右存在扩大化，文革后来发展到几乎失控的程度，误伤的人很多。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期间，着手对一系列冤假错案进行平反昭雪，那些真正的堕落分子也混迹其间，截取个人历史的某些画面，闭口不谈当初落马的原因，只说自己的功劳和落马后的苦楚，摆出一付最无辜最不幸的嘴脸，于是博得同情，和那些真正蒙冤的人们一道获得解放与新生。他们因私欲在毛泽东时代失去特权，心里最痛恨的莫过于清算了他们罪责的毛泽东，自然也会对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怀恨。如此一来，他们的情绪与邓小平在那场最高权力斗争中的需要就比较相一致。历史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邓小平先生选择了这支同盟军，并给予了这些支持者很优惠的条件：1、还给你们权力（平反昭雪）；2，取消群众对你们手中权力的监督（以后永远不再搞群众运动）；3，你们今后不管干了什么都不追究你们个人的责任（党委集体负责制）。这些旧权贵就这样出来了，他们咬牙切齿地出来了——我王老五也有今天，好！你们等着瞧！他们一出来很快就形成了新权贵集团。象推翻旧社会一样，他们在两种截然相反的思想主张面前支持了正确的一方，又一次为中华民族建立了功勋，但接下来便原形毕露，肆无忌惮地干起了老本行——损人利己、损公肥私、贪财渔色、恣欲疯狂。因为他们有功劳，毛泽东给了他们高官；复因其利欲薰心，毛泽东又把他们从高官位置上拉下来了。同样因为他们有功劳，邓小平给了他们高官；复因其利欲薰心，邓小平因个人痛苦经历而抹不开面子，听之任之，于是贪污腐败日益盛行。在一九八九年“六四”风波之前，有知识分子监督着，贪污腐败倒并不十分猖獗。自此之后，政府把许多好处给了文化界有能力兴风作浪的分子，过去的监督者转眼间成了利益既得者，他们不仅不再发挥监督作用，相反地加入到贪污腐败的行列之中，于是人民群众最切齿痛恨的贪污受贿等不正当行为变得无拘无束，大行其道。
当贪污盛行时，人们怎能不怀恋廉洁从政为人民服务的旧时政府！这也不是说那时的政府比现时好，而是那时一些好的东西现在见得少（尽管现在好的东西很多），所以有人怀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