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三届与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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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召开两年之际，人们发现中央反腐已经不象过去那样雷声大雨点小了。“十八大以来平均每周4名官员落马，尤以海南、四川居多”（人民网）”其中落马的周永康、徐才厚、苏荣、刘铁男、白恩培等省部级以上官员就有53人。由此自然引起了坊间热议。
其实也许很少有人注意到，在这53名落马的省部级以上高官中，新三届（即恢复高考后的前三届大学生）有21人，占39。6 ％，其中78年入大学的16人，占30。2 ％，其中还不包括作者无法查证个人学历的。如原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原中石油集团公司副总经理、股份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李华林，1983年毕业于西南石油学院地球物理勘探专业；原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蒋洁敏，198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工业经济管理专业；原湖北省副省长郭有明，1978年2月至1982年1月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农田水利系学习；原国家信访局副局长许杰，1978年至198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学习；原四川省政协主席李崇禧，1978年9月至1982年8月在四川财经学院财政系学习；原云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沈培平，1979年9月1981年8月在云南保山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学习；原海南省常务副省长谭力，1979年9月至1983年7月在重庆师范学院政史系学习；原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何家成（正部级），1978年至1981年在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
其实，如果深入解读，估计栽了的省部级以下的各级大小“新三届”官员和学术腐败、不法经营者也应该是大数量和高比例的。这些也让身为“新三届”的笔者感到心理很不是滋味。
那三年全国共有1648。5万人参加高考，总共录取94。7万人，录取率为5。7 ％。这些人大多成长或出生于三年困难时期，读书遇到文革浩劫，求知欲被压抑。很多人下乡或回乡当过知青，有的进过工厂。他们经历了一年难得吃几次肉，缝一身衣的物质贫困年代，曾经为温饱挣扎过，为前途命运盲然过，所幸他们搭上了恢复高考的头班车。那时这些人都有较强的幸运感和感恩心，也有百里挑一的自豪感。
“新三届”毕业时，国家百废待兴，社会对他们寄予了很大的期望。他们在需要人才的时候顶上去，在各领域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确如邓小平当年所预言的那样：“再过30年，这批人将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今天，这些人均已迈入了中老年，扮演着重要的社会角色，现任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新三届占24 ％，各级政坛、国企高管也大多是“新三届”挂帅；张艺谋、罗中立等是文化艺术界的“新三届”代表；刘永好等是民营企业家的先行者。另一方面上述官员的折翅落马，成为了社会及人生舞台上的反派角色，无疑也透射出“新三届”的群体辉煌与遗憾。“新三届”中一些人没能把持住自己，以悲剧谢幕的人也不少，让人感到惋惜，回头看这批人也有群体弱项。
由于文革影响耽误，在中小学所学的知识不系统和扎实，上大学后，学校的教学环境和能力才开始逐步修补性恢复，所学知识也非真正前沿先进，因此这批人毕业后并未出现国宝级大师，大多成了从政的“国家干部”走向社会后，虽然多数人仕途平坦，但却因文革的干扰，特别是“破四旧”等致他们传统美德吸纳不够，传统伦理营养不足，外来文化消化不良。记得我作为“新三届”中的应届生，启蒙读书于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成天学工、学农、学军，说白了就是劳动为主，读书好象还成了业余。社会上运动一个接一个，什么“一打三反”什么“批林批孔”什么“反潮流”、反击右倾翻案风等。那时就连中小学生也几乎长期“泡”在运动里，很少真正接受系统的价值观和真善美的系统薰陶教育。
较之五、六十年代的人，八十年代走上社会舞台的“新三届”少了知识分子的清高淡泊，多了世俗功利情节。有的人很能干事，却也更为己。在改革开放中逐渐向往豪华至尊，迷失做人的底线。如1982年毕业于江西农业大学的最年轻的工程院院士李宁，因弄虚作假套取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资金被捕。
“新三届”中的一些人表现出定力不够，是否也算是文革后遗症的另一种表现？其中一些人忘本了、变质了，不愿再与当初的简朴相比，却以享受为乐，奢迷为荣，利己为先，成为了金钱的奴隶。有的认为行情如此，自认为打造的利益链条环环相扣，编织的关系网络经纬“牢实”相信潜规则的那些事无人管、无法管，全没有东窗事发的后果意识，最终物极必反，身败名裂，狼狈不堪。1978年进入天津大学建筑分校读书的天津燃气原董事长金建平（正厅级），装买菜老汉出逃（三轮上放150万现金）被抓。对照（春秋）管仲：“道德当身，不以物惑。”陈毅生前感慨：“历览古今多少事，成由谦虚败由奢。”这些人现在到底作何感想呢？
“新三届”中有的人想出类拔萃，出人头地，也做了很多开创性、统领性工作，却不注重同步占领道德高地。很多有贪腐劣迹者，除了正常工作付出，还要为应对摆平各种歪关系人所累；在台上大讲廉政高尚时，有人格分裂式的心理冲突（如1978年3月考入太原工学院机械工程系的大同市委书记丰立祥，在市委常委会上大讲：“大同反腐不能掉队、不能落后，要求纪检监察机关要把查办案件作为头等大事来抓，进一步加大自办案件力度，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三天后此人却因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搞了见不得人的勾当，会不停用假相去掩盖更多假相，平添焦心；有的吃人嘴软，其意志被邪恶势力绑架控制，身不由己；有的贪来的脏款仅仅是一个个数字，并未享用，其作用仅成为定罪量刑的依据；有的难免有良知回闪时，也会有后悔自责的心理纠结。如此看来，这些人的快乐指数绝不比寻常人高。
按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完美人生首先是要注重境界的。中国先贤早提出了四重境界：一是功利境界，主旨任务是自强不息；二是道德境界，主旨任务是厚德载物；三是自然境界，主旨任务是随遇而安；四是天地境界，主旨任务是得道升天。到达、生活于道德境界的人是贤人，到达、生活于天地境界的人是圣人。上述栽倒的人，由于老于世故，不愿修身，意志不坚，敢于享乐，或者根本不具有这种高尚境界，是成就不了完美人生的，自然达不到人生最高尚境界，悲剧收场也许是必然。
总之“新三届”应该是在近三十年来给这个国家留下了极深刻烙印的群体，希望经过这次反腐荡涤，正本清源式的大浪淘沙后“新三届”们能够更加更加看清人生真谛，更加保持境界定力，重拾当初“振兴中华”的豪迈激情，为“圆”人生梦，将作为的旗帜举得更高，把人生的路走得更好。
十八大召开两年之际，人们发现中央反腐已经不象过去那样雷声大雨点小了。“十八大以来平均每周4名官员落马，尤以海南、四川居多”（人民网）”其中落马的周永康、徐才厚、苏荣、刘铁男、白恩培等省部级以上官员就有53人。由此自然引起了坊间热议。
其实也许很少有人注意到，在这53名落马的省部级以上高官中，新三届（即恢复高考后的前三届大学生）有21人，占39。6 ％，其中78年入大学的16人，占30。2 ％，其中还不包括作者无法查证个人学历的。如原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原中石油集团公司副总经理、股份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李华林，1983年毕业于西南石油学院地球物理勘探专业；原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蒋洁敏，198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工业经济管理专业；原湖北省副省长郭有明，1978年2月至1982年1月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农田水利系学习；原国家信访局副局长许杰，1978年至198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学习；原四川省政协主席李崇禧，1978年9月至1982年8月在四川财经学院财政系学习；原云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沈培平，1979年9月1981年8月在云南保山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学习；原海南省常务副省长谭力，1979年9月至1983年7月在重庆师范学院政史系学习；原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何家成（正部级），1978年至1981年在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
其实，如果深入解读，估计栽了的省部级以下的各级大小“新三届”官员和学术腐败、不法经营者也应该是大数量和高比例的。这些也让身为“新三届”的笔者感到心理很不是滋味。
那三年全国共有1648。5万人参加高考，总共录取94。7万人，录取率为5。7 ％。这些人大多成长或出生于三年困难时期，读书遇到文革浩劫，求知欲被压抑。很多人下乡或回乡当过知青，有的进过工厂。他们经历了一年难得吃几次肉，缝一身衣的物质贫困年代，曾经为温饱挣扎过，为前途命运盲然过，所幸他们搭上了恢复高考的头班车。那时这些人都有较强的幸运感和感恩心，也有百里挑一的自豪感。
“新三届”毕业时，国家百废待兴，社会对他们寄予了很大的期望。他们在需要人才的时候顶上去，在各领域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确如邓小平当年所预言的那样：“再过30年，这批人将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今天，这些人均已迈入了中老年，扮演着重要的社会角色，现任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新三届占24 ％，各级政坛、国企高管也大多是“新三届”挂帅；张艺谋、罗中立等是文化艺术界的“新三届”代表；刘永好等是民营企业家的先行者。另一方面上述官员的折翅落马，成为了社会及人生舞台上的反派角色，无疑也透射出“新三届”的群体辉煌与遗憾。“新三届”中一些人没能把持住自己，以悲剧谢幕的人也不少，让人感到惋惜，回头看这批人也有群体弱项。
由于文革影响耽误，在中小学所学的知识不系统和扎实，上大学后，学校的教学环境和能力才开始逐步修补性恢复，所学知识也非真正前沿先进，因此这批人毕业后并未出现国宝级大师，大多成了从政的“国家干部”走向社会后，虽然多数人仕途平坦，但却因文革的干扰，特别是“破四旧”等致他们传统美德吸纳不够，传统伦理营养不足，外来文化消化不良。记得我作为“新三届”中的应届生，启蒙读书于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成天学工、学农、学军，说白了就是劳动为主，读书好象还成了业余。社会上运动一个接一个，什么“一打三反”什么“批林批孔”什么“反潮流”、反击右倾翻案风等。那时就连中小学生也几乎长期“泡”在运动里，很少真正接受系统的价值观和真善美的系统薰陶教育。
较之五、六十年代的人，八十年代走上社会舞台的“新三届”少了知识分子的清高淡泊，多了世俗功利情节。有的人很能干事，却也更为己。在改革开放中逐渐向往豪华至尊，迷失做人的底线。如1982年毕业于江西农业大学的最年轻的工程院院士李宁，因弄虚作假套取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资金被捕。
“新三届”中的一些人表现出定力不够，是否也算是文革后遗症的另一种表现？其中一些人忘本了、变质了，不愿再与当初的简朴相比，却以享受为乐，奢迷为荣，利己为先，成为了金钱的奴隶。有的认为行情如此，自认为打造的利益链条环环相扣，编织的关系网络经纬“牢实”相信潜规则的那些事无人管、无法管，全没有东窗事发的后果意识，最终物极必反，身败名裂，狼狈不堪。1978年进入天津大学建筑分校读书的天津燃气原董事长金建平（正厅级），装买菜老汉出逃（三轮上放150万现金）被抓。对照（春秋）管仲：“道德当身，不以物惑。”陈毅生前感慨：“历览古今多少事，成由谦虚败由奢。”这些人现在到底作何感想呢？
“新三届”中有的人想出类拔萃，出人头地，也做了很多开创性、统领性工作，却不注重同步占领道德高地。很多有贪腐劣迹者，除了正常工作付出，还要为应对摆平各种歪关系人所累；在台上大讲廉政高尚时，有人格分裂式的心理冲突（如1978年3月考入太原工学院机械工程系的大同市委书记丰立祥，在市委常委会上大讲：“大同反腐不能掉队、不能落后，要求纪检监察机关要把查办案件作为头等大事来抓，进一步加大自办案件力度，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三天后此人却因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搞了见不得人的勾当，会不停用假相去掩盖更多假相，平添焦心；有的吃人嘴软，其意志被邪恶势力绑架控制，身不由己；有的贪来的脏款仅仅是一个个数字，并未享用，其作用仅成为定罪量刑的依据；有的难免有良知回闪时，也会有后悔自责的心理纠结。如此看来，这些人的快乐指数绝不比寻常人高。
按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完美人生首先是要注重境界的。中国先贤早提出了四重境界：一是功利境界，主旨任务是自强不息；二是道德境界，主旨任务是厚德载物；三是自然境界，主旨任务是随遇而安；四是天地境界，主旨任务是得道升天。到达、生活于道德境界的人是贤人，到达、生活于天地境界的人是圣人。上述栽倒的人，由于老于世故，不愿修身，意志不坚，敢于享乐，或者根本不具有这种高尚境界，是成就不了完美人生的，自然达不到人生最高尚境界，悲剧收场也许是必然。
总之“新三届”应该是在近三十年来给这个国家留下了极深刻烙印的群体，希望经过这次反腐荡涤，正本清源式的大浪淘沙后“新三届”们能够更加更加看清人生真谛，更加保持境界定力，重拾当初“振兴中华”的豪迈激情，为“圆”人生梦，将作为的旗帜举得更高，把人生的路走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