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喜文学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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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诞生和繁衍不是出于理智，而是出于情感的交流和肉体的狂欢。所以人类自从诞生的那天起，就不是理智的动物而是情感的动物，因而人类对情感的追求往往大于理智，当情感袭来的时候，他们往往会放弃理智。
人可以有许多办法让自己变得卑鄙无耻，但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让自己不会变得卑鄙无耻，那就是正直。
谁规定了我们必须这样想而不许那样想？谁规定了我们只能这样做不能那样做？有些事情的荒谬就是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荒谬的，所以才让我们误把它当作了真理。
成长的经历教给我们这一代作家一项基本责任，那就是必需要有足够的直面现实的勇气，不管身处怎样的逆境，都不能失去自我，丧失作家的主体意识，而变得亦步亦趋人云亦云。如果一个作家没有独立的判断事物的能力，总是跟某种思潮后面走，跟着某种主义流派走，那么他的作品的价值就真的是值得怀疑的，一部没有作家自我的作品，只能是某种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或传声筒。作家主体意识的丧失就意味着独立认识事物和判断事物的能力丧失，如果读者从你的作品里读到的都是别人的思想别人教导，这样的作品能算是好作品吗？在大树的覆盖下，只能生长出一些小草和攀援类植物，绝对不可能长出一棵同样高的参天大树。同样道理，在某种既定的意识形态下丧失了自我的作家，也不可能写出具有独立品格独特认识和独立价值的煌煌巨著来。
真正的作家，应该是完全自由的，他只对自己的良知负责，只对人类本身的问题负责。正所谓“天地我立，万化我出，宇宙在我”没有这点境界和气魄，最好别奢望当什么作家。作家的精神世界应是一个广阔的空间，而不能被人为地去界定、去限制、去压抑、去拘牵，只有更自由地扇动其灵魂的翅膀，他才能高瞻远瞩、神骛八荒、内外天地、表里山河，他才能写出高屋建瓴、百代不朽之作，而任何一个精神世界狭隘萎缩、规形矩步、从不敢越雷池一步的作家，都不可能写出文学史上优秀而伟大之作。
前苏联作家索尔任尼琴曾经说过一句话，你们可以剥夺我说话的权利，但如果我要说，我就只能讲真话，而不是假话。这应该是一个作家必须具备的良知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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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而是由过去、现在、未来三个不同层面组成，同时立体地存在于我们的生命中。时间并不会真正流逝，流逝的也只是我们的生命。在我们有限的生命中，时间被放置在了不同的空间和地点，随着我们生命的变化而变化着。唯一能穿越时间的，是我们的灵魂，昨日的我与今日的我，今日的我与未来的我，只有在我们的灵魂中才能够相会。而日渐老去的只是我们的躯壳。
写作就其本质的意义上来说是一种回忆，一种试图抓住生命流逝的回忆。所以法国作家普鲁斯特干脆把自己的小说起名为追忆似水年华。我曾经把写作视为自己的生命，也曾经试图找出写作的真正意义，但正是在这种不懈的努力之中，我的生命也在不断的追忆中一点点逝去。写作，让我在现实的生活之外生活，让我拥有了更为多彩的生命形式，让我体会到了更多的千姿百态的人生。有时候我会觉得恍惚，我的生命好像不是活在现实的世界中，而是活在那些注定流失的季节里，究竟哪一种生活才是真实的呢？是我的灵魂？还是我的肉身？我无法判断，正如我至今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生活在写作之中，还是生活在写作之外。我所能明白的也似乎只有一点，那就是在不断的追忆中，写作者也失去了自己鲜活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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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我们在写小说包括在阅读小说的时候，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认为自己是在做着一件好事儿雅事儿和与众不同的事儿，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实际上不管是写小说也罢读小说也罢，在其更为本质的意义上不过是一种消谴一种发泄一种倾诉和一种自我安慰自伤自怜。小说的特性决定了她总是同每一个个体始终厮守在一起，就像你的老婆总是和你厮守在一起一样，捕捉那些无法捕捉的过去与现在，揭示并不固定的隐秘情感，寻找无法界定的道德与真理，关注生活中一切非理性状态的东西，然后用叙述和体验来化解人生的一个又一个困境和烦恼，用虚构的世界来烛照现实的世界，用虚幻的生命来抚慰现实的生命，使我们的灵魂在阅读和感动中获得一种虚拟的慰藉和放纵，而这种虚拟的慰藉和放纵往往是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得到和满足的。著名的波兰导演基斯洛夫斯基有一次在法国巴黎街头散步，迎面碰上一位少女，少女真诚地对他说，就是因为看了他执导的电影薇娥丽卡的双重生命之后，她才坚信人类的确是有灵魂的。基斯洛夫斯基事后感叹说，只是为了让一位少女领悟到灵魂的真实存在，我的全部努力也就值了。还有一次，基斯洛夫斯基在柏林的大街上碰到了一位五十多岁的妇女，那位妇女见到他拉着他的手就哭了起来。原来，这个女人与自己的女儿长期不和已形同路人，但前不久，他们一起看了基斯洛夫斯基导演的影片十诫后，女儿流着眼泪主动吻了母亲。基斯洛夫觉得这种幸福是无与伦比的，只为那一个充满亲情的吻，只为这个心灵得到安慰的老妇人，那部电影就拍得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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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就是小说，千万别把政治家的激情道德家的古板和哲学家的深刻说教带到小说里来，那样只会破坏小说的纯洁性。不要试图在小说中讲什么大道理，也不要试图让人们从你的小说中唤起对道德理想的冲动和改天换地的热情；小说就是小说，她只关注具体而细微的人生，只关注人生的细枝末节，她甘愿与每一个个体的生命厮守在一起，絮絮叨叨、喋喋不休、哭哭笑笑、打打闹闹、插科打诨、没完没了，一点正经没有，这就是小说存在的惟一理由。那种认为小说可以救世可以换天甚至可以亡党亡国的天真想法，只不过是一些政治敏感狂对小说的误解和别有用心罢了。
好的小说什么都没说，其实已经什么都说了。而那些试图在小说中进行说教的人，往往是费力不讨好的。一位作家，特别是那些外国作家，在写一部作品的时候，并不是在写一部道德教科书，而是在写自己的生活，感受最深的生活。纳波科夫（洛丽塔的作者）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就曾说：“我没有什么社会目的，没有有意传达什么道德信息，我也没有什么总的思想要去开拓。”但这并不能因此就说他的作品没有价值。一个真正的作家，往往能通过对社会，对生活独特的理解和感悟，观察和思考，为我们整个人类提供出一种关照和反思的东西，这其中就含有某种深刻的哲理。
就让小说像一个带有几分顽皮几分稚气和几分率真的孩子一样无拘无束地在这世上活着吧，只有这样她才会健康成长，才会充满自信充满灵气才华横溢，而如果小说中没有了这份孩童般的率真和自由，而是充斥着令人生厌的圆滑和世故，那将会从根本上失去小说存在的意义，或者是把小说异化为了一种“文以载道”的工具。小说从其本质意义上来说就是一种虚构的文本，之所以让人感到真实可信，正是因为她有着率真、独立和自由的个性，虽为虚构，但有时比真实更真实可信，具有穿透现实直逼心灵的尖锐和深刻，达到了另一种我们在现实中无法触摸的更高的真实。倘若我们的小说失去了这种个性，在虚构的外壳里又塞进了虚假和虚伪，那么这样的小说就完全没有了存在的价值，只会沦落为某种意识形态手里的一种宣传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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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诞生和繁衍不是出于理智，而是出于情感的交流和肉体的狂欢。所以人类自从诞生的那天起，就不是理智的动物而是情感的动物，因而人类对情感的追求往往大于理智，当情感袭来的时候，他们往往会放弃理智。
人可以有许多办法让自己变得卑鄙无耻，但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让自己不会变得卑鄙无耻，那就是正直。
谁规定了我们必须这样想而不许那样想？谁规定了我们只能这样做不能那样做？有些事情的荒谬就是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荒谬的，所以才让我们误把它当作了真理。
成长的经历教给我们这一代作家一项基本责任，那就是必需要有足够的直面现实的勇气，不管身处怎样的逆境，都不能失去自我，丧失作家的主体意识，而变得亦步亦趋人云亦云。如果一个作家没有独立的判断事物的能力，总是跟某种思潮后面走，跟着某种主义流派走，那么他的作品的价值就真的是值得怀疑的，一部没有作家自我的作品，只能是某种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或传声筒。作家主体意识的丧失就意味着独立认识事物和判断事物的能力丧失，如果读者从你的作品里读到的都是别人的思想别人教导，这样的作品能算是好作品吗？在大树的覆盖下，只能生长出一些小草和攀援类植物，绝对不可能长出一棵同样高的参天大树。同样道理，在某种既定的意识形态下丧失了自我的作家，也不可能写出具有独立品格独特认识和独立价值的煌煌巨著来。
真正的作家，应该是完全自由的，他只对自己的良知负责，只对人类本身的问题负责。正所谓“天地我立，万化我出，宇宙在我”没有这点境界和气魄，最好别奢望当什么作家。作家的精神世界应是一个广阔的空间，而不能被人为地去界定、去限制、去压抑、去拘牵，只有更自由地扇动其灵魂的翅膀，他才能高瞻远瞩、神骛八荒、内外天地、表里山河，他才能写出高屋建瓴、百代不朽之作，而任何一个精神世界狭隘萎缩、规形矩步、从不敢越雷池一步的作家，都不可能写出文学史上优秀而伟大之作。
前苏联作家索尔任尼琴曾经说过一句话，你们可以剥夺我说话的权利，但如果我要说，我就只能讲真话，而不是假话。这应该是一个作家必须具备的良知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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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而是由过去、现在、未来三个不同层面组成，同时立体地存在于我们的生命中。时间并不会真正流逝，流逝的也只是我们的生命。在我们有限的生命中，时间被放置在了不同的空间和地点，随着我们生命的变化而变化着。唯一能穿越时间的，是我们的灵魂，昨日的我与今日的我，今日的我与未来的我，只有在我们的灵魂中才能够相会。而日渐老去的只是我们的躯壳。
写作就其本质的意义上来说是一种回忆，一种试图抓住生命流逝的回忆。所以法国作家普鲁斯特干脆把自己的小说起名为追忆似水年华。我曾经把写作视为自己的生命，也曾经试图找出写作的真正意义，但正是在这种不懈的努力之中，我的生命也在不断的追忆中一点点逝去。写作，让我在现实的生活之外生活，让我拥有了更为多彩的生命形式，让我体会到了更多的千姿百态的人生。有时候我会觉得恍惚，我的生命好像不是活在现实的世界中，而是活在那些注定流失的季节里，究竟哪一种生活才是真实的呢？是我的灵魂？还是我的肉身？我无法判断，正如我至今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生活在写作之中，还是生活在写作之外。我所能明白的也似乎只有一点，那就是在不断的追忆中，写作者也失去了自己鲜活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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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我们在写小说包括在阅读小说的时候，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认为自己是在做着一件好事儿雅事儿和与众不同的事儿，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实际上不管是写小说也罢读小说也罢，在其更为本质的意义上不过是一种消谴一种发泄一种倾诉和一种自我安慰自伤自怜。小说的特性决定了她总是同每一个个体始终厮守在一起，就像你的老婆总是和你厮守在一起一样，捕捉那些无法捕捉的过去与现在，揭示并不固定的隐秘情感，寻找无法界定的道德与真理，关注生活中一切非理性状态的东西，然后用叙述和体验来化解人生的一个又一个困境和烦恼，用虚构的世界来烛照现实的世界，用虚幻的生命来抚慰现实的生命，使我们的灵魂在阅读和感动中获得一种虚拟的慰藉和放纵，而这种虚拟的慰藉和放纵往往是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得到和满足的。著名的波兰导演基斯洛夫斯基有一次在法国巴黎街头散步，迎面碰上一位少女，少女真诚地对他说，就是因为看了他执导的电影薇娥丽卡的双重生命之后，她才坚信人类的确是有灵魂的。基斯洛夫斯基事后感叹说，只是为了让一位少女领悟到灵魂的真实存在，我的全部努力也就值了。还有一次，基斯洛夫斯基在柏林的大街上碰到了一位五十多岁的妇女，那位妇女见到他拉着他的手就哭了起来。原来，这个女人与自己的女儿长期不和已形同路人，但前不久，他们一起看了基斯洛夫斯基导演的影片十诫后，女儿流着眼泪主动吻了母亲。基斯洛夫觉得这种幸福是无与伦比的，只为那一个充满亲情的吻，只为这个心灵得到安慰的老妇人，那部电影就拍得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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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就是小说，千万别把政治家的激情道德家的古板和哲学家的深刻说教带到小说里来，那样只会破坏小说的纯洁性。不要试图在小说中讲什么大道理，也不要试图让人们从你的小说中唤起对道德理想的冲动和改天换地的热情；小说就是小说，她只关注具体而细微的人生，只关注人生的细枝末节，她甘愿与每一个个体的生命厮守在一起，絮絮叨叨、喋喋不休、哭哭笑笑、打打闹闹、插科打诨、没完没了，一点正经没有，这就是小说存在的惟一理由。那种认为小说可以救世可以换天甚至可以亡党亡国的天真想法，只不过是一些政治敏感狂对小说的误解和别有用心罢了。
好的小说什么都没说，其实已经什么都说了。而那些试图在小说中进行说教的人，往往是费力不讨好的。一位作家，特别是那些外国作家，在写一部作品的时候，并不是在写一部道德教科书，而是在写自己的生活，感受最深的生活。纳波科夫（洛丽塔的作者）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就曾说：“我没有什么社会目的，没有有意传达什么道德信息，我也没有什么总的思想要去开拓。”但这并不能因此就说他的作品没有价值。一个真正的作家，往往能通过对社会，对生活独特的理解和感悟，观察和思考，为我们整个人类提供出一种关照和反思的东西，这其中就含有某种深刻的哲理。
就让小说像一个带有几分顽皮几分稚气和几分率真的孩子一样无拘无束地在这世上活着吧，只有这样她才会健康成长，才会充满自信充满灵气才华横溢，而如果小说中没有了这份孩童般的率真和自由，而是充斥着令人生厌的圆滑和世故，那将会从根本上失去小说存在的意义，或者是把小说异化为了一种“文以载道”的工具。小说从其本质意义上来说就是一种虚构的文本，之所以让人感到真实可信，正是因为她有着率真、独立和自由的个性，虽为虚构，但有时比真实更真实可信，具有穿透现实直逼心灵的尖锐和深刻，达到了另一种我们在现实中无法触摸的更高的真实。倘若我们的小说失去了这种个性，在虚构的外壳里又塞进了虚假和虚伪，那么这样的小说就完全没有了存在的价值，只会沦落为某种意识形态手里的一种宣传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