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尘世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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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世离我有三种距离——无益说：零，一尺，无限。因为零，我无法写作；因为无限，我不用写作；因为一尺，逼迫我写作。
天堂净土路遥遥，地狱天堂一瞬间——我想起年少时读过的诗句，它在我阅读无益的过程中被召唤回来。真正的写作关乎沉沦与超越、生存与毁灭，在地狱与天堂之间，有熊熊烈焰，亘古不息。
只是，经典的命题是无法复制的，即使一千个哈姆雷特说上一千遍tobeornottobe”那也是颠簸不破的莎士比亚，然而，当你我刚一企图思考，崇高的古典便瞬间堕落成了滑稽的后现代。
每每这个时候，你只有感叹生不逢时。
但面对无益的文字，我还是要艰难地说出这句话。是的“生存，还是毁灭”——时下的文字，似乎都在有意无意地规避着这般深刻而痛楚的诘问，但我知道，无益不会。
“对传统道德的背叛是文字的冒险，那冲动促我做任何事，不管它是对是错——因为立足于人类的终极幸福与自由对现实采取的反叛姿态，会引领你瞻望到人类更高层次的生活前景”（萍藻杂记）——在这本装帧朴素大气的廖无益散文中，一开篇，无益即以战士的姿态向世俗发出挑战。
但剑拔弩张的无益是非常态的，更多的时候，他是一个倾听者，倾听一棵树，倾听自己孤单的脚步，倾听“上帝的一声叹息”或者在夜半时分把“思想压在石头底下”听“它疼痛的呻吟”在夜晚的街道上，在风雪扫过的冬日的旷野，在某条生锈的铁路旁，你会遭遇到无益这样的游走者，他让思考“从一条铁路开始”然后走向黑洞或者虚空。
羞涩。对，就是“羞涩”——这其实是反叛者无益最有力的武器。我看着他在城市的水声中向家乡漂流，村庄已睡了好久，孩子还没有长大，他静静地藏在门道里，心事随雨季一起到来，与蛇和一棵枣树有关。
这羞涩会让我冷不丁地慌乱起来，那些庸常时日里的懈怠，那些麻木和冷漠，还有狂热与盲从，就在无益的羞涩和我的慌乱中清晰分明起来。于是我知道，我必须首先保持沉默，就像无益笔下那棵整个夏天都沉默着的枣树。
枣树在“积攒着生命里的甜”而我在培植着足够的羞涩。此刻，无益的散文集就摆在我的案头。它在上一个冬天抵达，经历了漫长的一冬和一个灾难性的春天，而此刻，秋天已悄悄来临。
它见证着我的慌乱和沉默。
无益把写作者比做一只蚂蚁。“每天他都用文字做触角，扭扭捏捏地招摇过世。那触角分为两条，一条用以自慰，一条用来教训人类。”但无益警惕着不要做这样的蚂蚁，他的理想，是“做一只真正的蚂蚁，去拖自己的大米，累了就丢在半道”
无益又说：写作者是一个鸡蛋。它要保持自己的硬度，还要保持自己的敏感。硬度是相对的，而敏感随时可能发生。
在一只“忘记大家，去拖自己大米”的蚂蚁和一个保持硬度和敏感的鸡蛋之间，其实存在着深刻的悖论。是的，写作是个体的表达，但写作又从不是仅仅关乎于个体的事情，就像大米是自己的，硬度与敏感则是对象化的产物。
然而，更深刻的悖论是：写作者无益看到了这个悖论。
情势一下子严峻起来，就像刀锋上的行走。我紧张地注视着无益，他在某种期待中勇敢地上路了“但丁就这样怀着伟大的志向，实践着自己的决心和誓言”但由悖论开始的道路只能是一条险途，黑洞、迷局、怪圈，困境重重。在诗与真：走失的信仰中，那个叫枫的诗人怀抱着真诚与信仰，一次又一次的求索，一次又一次的陷落。这是一次寓言式的建构，也是一次直观化的剖解，更是对这个滑稽剧时代的质疑和否定。不需要任何过渡与媒介，无益让诗人也让自己直接站在了“诗与真”的面前。
美、神话、本土诗学，屈原、庄子、川端康成、海德格尔诗人在人类最优秀的文化中流连，选择，试图重构新的生命形态。尽管从一个悖论走向另一个悖论，尽管最终的结局依然是“枫在困境中挣扎”但在这一番番叩问和一轮轮否定中，毕竟有什么东西在生长着，壮大着——我有理由相信，正是这勇敢而悲壮的叩问，支撑着无益的生存与写作。
而在另一些文字里，无益显得比较安静。安静不同于沉默。沉默是较着劲儿的，就像拳击手蓄势待发的重拳，随时会掀起激烈与风暴，而安静则是放松，是散淡、随意、温柔的感怀。那样的文字里，无益的敏感、叛逆和紧张都得到了有效的缓释。一方水土，一段掌故，一位故人，一次旅行因为充实着生活的细节与片段，那些情绪和体悟有了更绵实妥帖的表达，而不经意间的会心与触动也就有了更深切的效力。大概是身为女性的缘故吧，与无益纯思辨性的篇章相比，它们似乎对我更有亲和力。
在最近的一组羊年记事中“非典”的灾难性主题被纳入了日常生活的自然流脉中。这个惊心动魄的春天里，无益带领着一家按部就班地喝着板蓝根，到单位去拿萝卜生姜和消毒液，关注冬青和法国梧桐的长势，还抽空去拜望了一位熟识的老者这个春天似曾相识，无益在他的文字里沉静地生活着，但我知道无益不是故作姿态，那些遍布生活中的小啮咬同样会让他意乱心烦：漏水的水龙头，堵塞的下水道还有迸火的电插座
和那场生死攸关的疾病相比，它们简直琐碎得不值一提，但在无益当下的生活中，它们却无比的紧迫，无比的重要。那么，灾难是什么？恐惧又是什么？如果你以为它们已在无益的文字里轻松地化解了，那它们会和无益一起诡谲地向你摇摇头。真正的恐惧和威胁是莫可名状的。在非常的大背景之下，生活的常态和惯性反倒显得触目惊心。“这个春天从来没来过，这是第一次。它装扮成别的春天的样子，大摇大摆跨进大门。它像一个熟人，不用登记，不用写下要找的人。它的笑里暗藏杀机。”——无益安静地揭开了这个春天的一角，让我们看到了灾难以外的我们深深的内心。
往往，就在我烟熏火燎地吃烤羊肉串儿的时候，无益的文字，会像店家额外奉送的那碟花生米一样不期而至：“‘呲牙’说的是平民老百姓，穷苦一点，没钱进饭店，来兴致时候两三个一约，到街头小吃部一坐，要上几串羊肉，弄上一袋咸菜，来上三两二锅头，心满意足。”（呲牙）
但即使在这样的文字里，无益与尘世，也并非零距离接触。我很怀疑在写作者无益那里“零”和“无限”的距离是否真的存在——尽管无益不无沮丧地坦白：“大多数情况下，我与尘世的距离没有一尺远，而是零，尘世与我融合无间”
身陷红尘，不舍浪漫——一个写作者注定只能与尘世若即若离。
而“一尺”之于无益，就像一条绳索之于卡夫卡。
也许，真正的道路就在一条绳索上“它不是绷紧在高处，而是贴近地面的。它与其说是供人行走的，毋宁说是用来绊人的。”（卡夫卡）
写作者无益也是一个公务员，设想如果公务员无益不改变他目前的生活轨迹的话，那么他大部分清醒时态里的生命是属于办公室的。读过无益散文的，该知道他星期日还会在办公室值班，真的，他与我仅有的两次电话交流，都是在办公室里，一次是星期日，另一次应该是在晚上，挺晚了，无益还在加班。
案牍劳形的无益和思辨玄想的无益——我试着把这两类形象整合在一起。这样的联想每每让我愧怍汗颜。不错，我不用坐班，我有安静的书房，我有大块大块的属于自己的黑夜和白天，但我却无法像无益那样反叛或者像无益那样羞涩。
也许我缺少的，恰恰是那“一尺”的距离。
那距离连缀着此岸与彼岸，那距离是挣扎，也是梦想。
而梦想呢，梦想绵绵不断，梦想横无际涯
尘世离我有三种距离——无益说：零，一尺，无限。因为零，我无法写作；因为无限，我不用写作；因为一尺，逼迫我写作。
天堂净土路遥遥，地狱天堂一瞬间——我想起年少时读过的诗句，它在我阅读无益的过程中被召唤回来。真正的写作关乎沉沦与超越、生存与毁灭，在地狱与天堂之间，有熊熊烈焰，亘古不息。
只是，经典的命题是无法复制的，即使一千个哈姆雷特说上一千遍tobeornottobe”那也是颠簸不破的莎士比亚，然而，当你我刚一企图思考，崇高的古典便瞬间堕落成了滑稽的后现代。
每每这个时候，你只有感叹生不逢时。
但面对无益的文字，我还是要艰难地说出这句话。是的“生存，还是毁灭”——时下的文字，似乎都在有意无意地规避着这般深刻而痛楚的诘问，但我知道，无益不会。
“对传统道德的背叛是文字的冒险，那冲动促我做任何事，不管它是对是错——因为立足于人类的终极幸福与自由对现实采取的反叛姿态，会引领你瞻望到人类更高层次的生活前景”（萍藻杂记）——在这本装帧朴素大气的廖无益散文中，一开篇，无益即以战士的姿态向世俗发出挑战。
但剑拔弩张的无益是非常态的，更多的时候，他是一个倾听者，倾听一棵树，倾听自己孤单的脚步，倾听“上帝的一声叹息”或者在夜半时分把“思想压在石头底下”听“它疼痛的呻吟”在夜晚的街道上，在风雪扫过的冬日的旷野，在某条生锈的铁路旁，你会遭遇到无益这样的游走者，他让思考“从一条铁路开始”然后走向黑洞或者虚空。
羞涩。对，就是“羞涩”——这其实是反叛者无益最有力的武器。我看着他在城市的水声中向家乡漂流，村庄已睡了好久，孩子还没有长大，他静静地藏在门道里，心事随雨季一起到来，与蛇和一棵枣树有关。
这羞涩会让我冷不丁地慌乱起来，那些庸常时日里的懈怠，那些麻木和冷漠，还有狂热与盲从，就在无益的羞涩和我的慌乱中清晰分明起来。于是我知道，我必须首先保持沉默，就像无益笔下那棵整个夏天都沉默着的枣树。
枣树在“积攒着生命里的甜”而我在培植着足够的羞涩。此刻，无益的散文集就摆在我的案头。它在上一个冬天抵达，经历了漫长的一冬和一个灾难性的春天，而此刻，秋天已悄悄来临。
它见证着我的慌乱和沉默。
无益把写作者比做一只蚂蚁。“每天他都用文字做触角，扭扭捏捏地招摇过世。那触角分为两条，一条用以自慰，一条用来教训人类。”但无益警惕着不要做这样的蚂蚁，他的理想，是“做一只真正的蚂蚁，去拖自己的大米，累了就丢在半道”
无益又说：写作者是一个鸡蛋。它要保持自己的硬度，还要保持自己的敏感。硬度是相对的，而敏感随时可能发生。
在一只“忘记大家，去拖自己大米”的蚂蚁和一个保持硬度和敏感的鸡蛋之间，其实存在着深刻的悖论。是的，写作是个体的表达，但写作又从不是仅仅关乎于个体的事情，就像大米是自己的，硬度与敏感则是对象化的产物。
然而，更深刻的悖论是：写作者无益看到了这个悖论。
情势一下子严峻起来，就像刀锋上的行走。我紧张地注视着无益，他在某种期待中勇敢地上路了“但丁就这样怀着伟大的志向，实践着自己的决心和誓言”但由悖论开始的道路只能是一条险途，黑洞、迷局、怪圈，困境重重。在诗与真：走失的信仰中，那个叫枫的诗人怀抱着真诚与信仰，一次又一次的求索，一次又一次的陷落。这是一次寓言式的建构，也是一次直观化的剖解，更是对这个滑稽剧时代的质疑和否定。不需要任何过渡与媒介，无益让诗人也让自己直接站在了“诗与真”的面前。
美、神话、本土诗学，屈原、庄子、川端康成、海德格尔诗人在人类最优秀的文化中流连，选择，试图重构新的生命形态。尽管从一个悖论走向另一个悖论，尽管最终的结局依然是“枫在困境中挣扎”但在这一番番叩问和一轮轮否定中，毕竟有什么东西在生长着，壮大着——我有理由相信，正是这勇敢而悲壮的叩问，支撑着无益的生存与写作。
而在另一些文字里，无益显得比较安静。安静不同于沉默。沉默是较着劲儿的，就像拳击手蓄势待发的重拳，随时会掀起激烈与风暴，而安静则是放松，是散淡、随意、温柔的感怀。那样的文字里，无益的敏感、叛逆和紧张都得到了有效的缓释。一方水土，一段掌故，一位故人，一次旅行因为充实着生活的细节与片段，那些情绪和体悟有了更绵实妥帖的表达，而不经意间的会心与触动也就有了更深切的效力。大概是身为女性的缘故吧，与无益纯思辨性的篇章相比，它们似乎对我更有亲和力。
在最近的一组羊年记事中“非典”的灾难性主题被纳入了日常生活的自然流脉中。这个惊心动魄的春天里，无益带领着一家按部就班地喝着板蓝根，到单位去拿萝卜生姜和消毒液，关注冬青和法国梧桐的长势，还抽空去拜望了一位熟识的老者这个春天似曾相识，无益在他的文字里沉静地生活着，但我知道无益不是故作姿态，那些遍布生活中的小啮咬同样会让他意乱心烦：漏水的水龙头，堵塞的下水道还有迸火的电插座
和那场生死攸关的疾病相比，它们简直琐碎得不值一提，但在无益当下的生活中，它们却无比的紧迫，无比的重要。那么，灾难是什么？恐惧又是什么？如果你以为它们已在无益的文字里轻松地化解了，那它们会和无益一起诡谲地向你摇摇头。真正的恐惧和威胁是莫可名状的。在非常的大背景之下，生活的常态和惯性反倒显得触目惊心。“这个春天从来没来过，这是第一次。它装扮成别的春天的样子，大摇大摆跨进大门。它像一个熟人，不用登记，不用写下要找的人。它的笑里暗藏杀机。”——无益安静地揭开了这个春天的一角，让我们看到了灾难以外的我们深深的内心。
往往，就在我烟熏火燎地吃烤羊肉串儿的时候，无益的文字，会像店家额外奉送的那碟花生米一样不期而至：“‘呲牙’说的是平民老百姓，穷苦一点，没钱进饭店，来兴致时候两三个一约，到街头小吃部一坐，要上几串羊肉，弄上一袋咸菜，来上三两二锅头，心满意足。”（呲牙）
但即使在这样的文字里，无益与尘世，也并非零距离接触。我很怀疑在写作者无益那里“零”和“无限”的距离是否真的存在——尽管无益不无沮丧地坦白：“大多数情况下，我与尘世的距离没有一尺远，而是零，尘世与我融合无间”
身陷红尘，不舍浪漫——一个写作者注定只能与尘世若即若离。
而“一尺”之于无益，就像一条绳索之于卡夫卡。
也许，真正的道路就在一条绳索上“它不是绷紧在高处，而是贴近地面的。它与其说是供人行走的，毋宁说是用来绊人的。”（卡夫卡）
写作者无益也是一个公务员，设想如果公务员无益不改变他目前的生活轨迹的话，那么他大部分清醒时态里的生命是属于办公室的。读过无益散文的，该知道他星期日还会在办公室值班，真的，他与我仅有的两次电话交流，都是在办公室里，一次是星期日，另一次应该是在晚上，挺晚了，无益还在加班。
案牍劳形的无益和思辨玄想的无益——我试着把这两类形象整合在一起。这样的联想每每让我愧怍汗颜。不错，我不用坐班，我有安静的书房，我有大块大块的属于自己的黑夜和白天，但我却无法像无益那样反叛或者像无益那样羞涩。
也许我缺少的，恰恰是那“一尺”的距离。
那距离连缀着此岸与彼岸，那距离是挣扎，也是梦想。
而梦想呢，梦想绵绵不断，梦想横无际涯